死亡，有的時候像一場作秀，像一場表演，像一場面子工程，原因在於圍觀者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。

 

我來自武漢大學中南醫院，我想先講講兩位病人的故事。

兩位老太太來自同一間病房、相鄰病床，為了尊重隱私，姑且叫她們19床、20床。

她們年齡相仿，一位78歲，一位81歲；病情相同，患晚期肺癌3年，一位發生腦、縱隔及淋巴結轉移，一位則是肝轉移；治療都盡了力，不再適合手術、放化療，就連分子靶向治療也找不到合適的藥物。

 

1

19床是一位大學教授，因腦水腫入院。治療後，腦水腫消退，我告訴她女兒莉（化名）可以出院。

莉很吃驚：「癌症呢？不治了？」我委婉地表達了再做癌症治療已無任何意義、病人進入生命的倒計時、愛她就回家陪伴她等幾層意思，但莉的態度很堅決：「病治不好，絕不回家！」

 

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莉的偏執。後來，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。

莉今年52歲，定居澳大利亞。3年前，因為母親患癌，她辭了工作回國。她帶著母親到處看病，自己也滿世界跑，曾跑到國際腫瘤會議會場，堵截一位美國專家。

她看了許多醫學書籍，一旦有什麼新技術、新藥物，就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

但專家的答覆全是否定。莉並不氣餒，她聽說有一種「海參療法」，可以抑制腫瘤生長，便從美國買回上好的海參。

每晚，她在家燉好，次日清晨用保溫桶拎進病房，讓母親喝光。

 

那段時間，這對母女總在病房吵架。一次，19床偷偷向我求援：「莉天天逼我吃海參，不吃完就不許我吃早餐，還說是為我好，可我吃完渾身發熱！」

在我和一位中醫的勸說下，莉只答應減少頻次，隔一天吃一次。

一個月多後，19床發生多器官衰竭、呼吸困難，被轉入呼吸內科病房。當時，她明確表示，不希望用呼吸機，不想受罪，更不願渾身插著管子閉眼。

但莉不同意，也不理解。很快，19床不再說什麼，因為不能再說話——她的喉嚨插了氣管，面部罩著呼吸機，鼻飼管、導尿管等爬滿全身。

 

端午節的中午，昏迷數日的19床來不及留下一句話，走完人生路。可是，莉不允許拔管，堅稱母親沒死，胸口還有起伏。醫生解釋，那是呼吸機未撤的緣故。

我被莉叫到呼吸科，她讓我一遍遍地聽聽診器。

我說：「我用醫生的名義發誓，心跳停止。」她不信：「你用母親的名義、女兒的名義發誓！」最後，我照做了，她才同意拔管。

此時，19床已死亡兩三個小時，嘴巴僵硬地張著，熱敷後才能閉合。

看著殯儀車帶走母親的遺體，莉抱著我痛哭：「金醫生，我錯了！我後悔沒有帶媽媽回家！」

 

2

相比之下，20床的故事就簡單得多。她是一名省直機關退休人員，因血性胸腔積液入院。我為她實施了穿刺引流，抽取積液，然後打了些防粘連藥物，就建議她回家。

她和兩個女兒欣然接受。

出院後，她住到小女兒家裡，每天還和大女兒通一通電話。除了呼吸有些困難，她的狀況還不錯，食慾正常，有時候早上出去曬太陽，晚上在小女兒的陪伴下散散步。偶爾睡不著覺，就吃一顆安定片。

這樣的生活，她很知足。

 

關鍵是，她的人生還在繼續……

理性接納醫學的局限性

作為醫生，生老病死，司空見慣，但發生在19床和20床身上的事，令人唏噓。

3

很多時候，我們把老、弱、死都醫學化了，認為它們只是又一個需要克服的臨床問題。然而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醫學也是有局限性的。

無論怎樣小心翼翼地措詞，仍有很多人覺得這個話題太殘酷，如莉一樣，會聯想到這個社會準備捨棄病人。

對於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來說，在監護室里度過生命的最後一程，完全是一種錯誤。雖然技術可以幫助病人在失去意識和連貫性後維持他們的器官，但過度的干預反而增加了對患者和親屬的傷害，讓患者與臨終關懷擦肩而過。

 

當然，有病人的原因，也有醫生的原因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——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，我們的末期病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。

戀生惡死，人之常情，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，無論你是國王，還是乞丐，地位與金錢都無法改變個體生命必死的事實。

但面對人生的最後一道考題，無論多麼糾結，終究需要邁過那一道門檻，去遠方遨遊。

 

人近黃昏時，所需的不僅僅是醫藥，還有生活——有意義的生活，儘可能豐富和充滿愛的生活，病人和家屬都要勇敢接受。

請記住，在大限到來之前，才有機會說出或聽到「再見」「別難過」或者「我愛你」……